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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旗袍，多在展览会、酒店、夜总会酒吧等娱乐场所见的。女孩穿旗袍确实很美，因为旗袍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功能，她能够将东方女人躯体的曲线恰倒好处地表现出来，该凸的凸，该凹的凹。

        旗袍的紧身为的是突出女人的线条，这说明现代中国人对女人性感的重视。只要我们注意男人欣赏旗袍的心理，一切都可以一目了然。因为男人不会注意宽身宽袖的旗人旗袍，也不会特别感兴趣于现代女性的各类西式或休闲便装，而独独盯着能衬托出女性身体曲线的紧身旗袍不放。

        中国传统文化从来没有正面正视“性”和“裸体”的健康心态，这就使得“性”的出场，不得不呈现猥琐的文化积淀状态：“性”要么呈现郁达夫笔下对女性身体的“窥视”，要么便只能隔一层衣服来被一些男人微笑着观看。

        而所谓“隔着衣服”的“看”，其实便是“剥离”衣服的过程。因此无论是“窥视”还是“观看”，最后都与鲁迅所说的“私处”与“性交”有关。如此一来，紧身旗袍便不可能作为纯粹的审美符号来对待，并因此而只是起到煽情的作用，另一方面，紧身旗袍之所以特别容易引发男人的视线，还在于它暴露出一些人有关“性”的生命状态，已经不仅从“性行为”异化为“性心理”和“性文化”。由此远离自然本身的生命状态，而且也从被传统文化支撑的“性心理”和“性文化”。

        今天的一些男人，之所以特别喜欢在剪彩、酒店，娱乐场所安排身着紧身旗袍的女性翩翩出场，也因此而一目了然。就像当代中国不少成功的人士喜欢在自己豪华的居室里放几本书装点门面、在酒饱饭足之后找几个女孩“三陪”一样——旗袍的出场起到了“三陪”的作用。

        其背后，则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士大夫的享乐文化的当代性延伸。之所以说这是享乐文化而不是审美文化，是因为旗袍充分体现了士大夫的把玩性质。衣饰自然是一种文化。但是当紧身旗袍这种衣饰文化既起到了束缚女性身体的封建作用，又起到了男人可以在精神上触摸与赏玩女人身体的作用时，这种服饰就成为既束缚女性，有轻视女性并且将女人工具化的文化。

        所谓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根本上就是将文化“妓女化”，因此也就不是文化。或者说，它只是一种享乐文化。就像商业中以女明星、女模特等漂亮女人作为道具也往往颇能助兴和煽情。

        记得在０年代在北京展出的“人体画展”，一时就轰动了全国。在画展里，很少见到观众在人体画面前激动与沉思，有的人是半张着嘴准备“吃”的兴奋表情。我想多半还是在于人们看着看着就想怎么把“人体”给“吃”了。如果中国文化史上除了春宫画外，并无真正的人体艺术，那么，能衬出女性线条的旗袍自然就成了替代品。

        对旗袍的“怀旧”，其实就是一种男人妻妾成群的理想，进而又成为一种拥有美人的享受——当这一切在现实中不能成为可能时，她们自然就成为在人们心理上存在着的“文化”。这也算是对鲁迅所说的“吃人”文化的新解。

        也因为此，苏童的《妻妾成群》、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和陈逸飞同类题材的绘画，掀起了一阵“姨太太”热，就不足为怪了。他们的作品告诉我们：在中国，即便是一些女大学生，在骨子里也是愿意去做“姨太太”的，因此，“姨太太”文化与受教育程度无关。再进一步说，以教育为基础的“现代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他们对“姨太太”文化的眷念心理，恐怕还是一个疑问。

        相反，苏童还告诉我们的一个真实状况是：女人的本性对男人就是依附的。即便是一个女强人，恐怕也是准备着依附男强人的——女强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男人好多不怎么行所致。因此，无论男人们怎么地抛弃女人，女人也只是重新寻找依附的对象，而不大可能改变其依附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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