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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整个星期，林芷言像回到了学生时代。

        白天在周刊编辑部处理例行公事——审稿、开编前会议、接电话、回邮件、安抚被退稿的记者——晚上回到家就打开电脑，开始挖资料。

        她的公寓在木栅，一间不到二十坪的老公寓，屋龄超过三十年，墙壁有些地方微微壁癌，她贴了一张世界地图遮住。

        客厅的灯是hsE的，一盏IKEA的立灯，灯罩有点歪了，她一直懒得修。

        书架上塞满了采访资料和历年周刊合订本，有些书已经塞不进去，乾脆叠在地上，像一座座不稳定的高塔。

        窗台上有一盆快枯Si的薄荷，她总是忘记浇水，想起的时候浇一大壶，然後又忘记两周。

        那盆薄荷就这麽苟延残喘地活了两年，像在证明「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这句话是真的。

        电脑萤幕的光映在她脸上，桌上一杯热拿铁冒着白烟。

        她开了十几个浏览器分页——文化资产保存的经济效益评估、国内外老建筑活化的成功案例、CSR对企业市值的长期影响、都市更新条例的修正草案、容积移转的相关判例、甚至是心理学研究里关於「集T记忆」与「消费意愿」的关联数据。

        有些是中文的，有些是英文的，有些要透过学术资料库才能下载全文。

        她不是经济学背景。大学念的是新闻，研究所念的是传播，最擅长的事情是问问题和写文章。

        但当了十八年记者，她学会了另一件事——把专业知识翻译成普通人听得懂的语言。

        经济学家的论文她看不懂，但她看得懂结论，看得懂图表，看得懂「这个研究告诉我们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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